如果說香港人的身分在六七十年代才逐漸成形，植根於本土身分認同的婦女運動便要數到八十年代才出現。一九八四年成立的新婦女協進會，見證了本土婦女運動的萌芽和成長，而今快要走過四分之一世紀。有時激昂，有時低首，在風雨飄搖的二十五個寒暑中，婦進小隊已經集齊了呂大樂所指的第二三四代人。不同年代的她們因何投身婦女運動？
她們對婦女運動又有什麼不同的理解？三位老中青婦進會員侃侃而談，且聽她們如何鋪演本土婦運的世代變遷。
小月：結婚只為買居屋
張月鳳是婦進首屆成員，成長於十姊妹兄弟的傳統大家庭。「女性在家中沒有話事權，讀書機會永遠先給兒子，男性不用做家務。」被年輕廿幾年的我稱呼為「小月」的女子補充，當時整個社會氛圍都令人覺得女性地位很低。七八十年代教育開始普及，但女性入讀大專依然不是平常事。「父親無意供我讀書，覺得女兒反正都要嫁人，只有媽媽早晚辛苦做小手作堅持供讀，她不想我跟她走同一條路。」說到觸動處，性格剛強爽直的小月，也不禁眼泛淚光。
小月七十年代尾讀大專，受外國思潮影響—— 「當時會讀什麼呢？」「西蒙波娃，可能現在你們已經覺得out 了。」——加上自身對家庭成長經驗的反思，開始思考如何突破女性的藩籬。「八十年代初有一種很強的氣氛要去改變社會，陳寶瓊、江瓊珠、陳順馨等開始搞讀書組，是婦進團隊的前身，我算是後期才加入的了。」究竟她對所謂女性藩籬有什麼深刻的體會呢？「家姐很慘，很聰明勤力卻沒機會讀書，唯有在毛衫廠工作然後晚晚六點半夜校進修，婚姻也由家庭安排，感情生活一直未如人意。所以我堅持要婚姻自主。」追問之下，才知道小月23 歲便結婚。我很好奇，婚姻和家庭常被視為女性最深重的藩籬，既然想突破怎麼反而跳了進去？「結婚純粹因為要買居屋，想獨立生活嘛，不過我們結婚前已決定不會生育。女性為什麼非得要生育？生育往往嚴重窒礙女性的多元發展，這是我和伴侶討論後的共識。當然每個人都應該可以有自己的選擇。」結婚成為了小月追求獨立自主的策略，生育有這樣的可能嗎？小月對母職的謹慎，彷彿帶點西蒙波娃的影子。
Winnie：不需要「完整家庭」
傳統家庭的女性命運，換了時代同樣有相似的感悟。第四代人馬穎兒（Winnie）接道：「小時候父親是家中的經濟支柱，那時候父親說什麼話，媽媽都不敢說不好。後來我們從內地移居到香港，媽媽開始工作，掌握了經濟能力，終於不用再事事看父親面色。」物質基礎何其重要，但現代娜拉要出走，問題也不僅僅在錢。Winnie 憶述母親曾經幾次帶她出走，但最後還是覺得女兒需要「完整家庭」才會幸福。「其實我真是很想跟媽媽說，我不需要什麼『完整家庭』。」說到接觸婦女運動的因緣，Winnie坦言在紫藤做義工時，姐仔給了自己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從前總以為性工作者一定是被迫下海，沒想到原來有不少人是因為她們喜歡或希望經濟獨立才選擇這個行業。既然如此，為什麼社會不可以尊重她們的選擇呢？」後來參與了婦進的性與人權工作坊，慢慢認識性解放以外的其他婦女議題，尤其到清邁參加國際婦女組織DAWN 的培訓課程後，她投身運動的決心更加堅定了。「當我能夠買機票去其他國家，另一些地方的人卻依然要行割禮，甚至連溫飽也成問題。」來自不同地域的女性主義者，種族階級文化各異，改善婦女處境的心願卻如一。「最後我跟同組的朋友都哭了，大家決心要為婦女運動做些什麼。」
Kendy：搞運動最緊要friend
相對於她們，第三代人嚴潔心（Kendy）更強調自身和友儕的交流多於家庭影響。「成長時較反叛，覺得自己要做一個不似女仔的女仔，後來才知道，那是源於對性別定型的反抗。」Kendy 是1994 年的中大學生會幹事，但更為人熟知的卻是中大女研社成員的身分，她承認大學階段的思考對其後來持續參與婦運有決定性的影響。「那時認識了一班做學生會學生報的女仔，大家覺得要做些性別議題，例如性騷擾。」從生活經驗結合書本理論，一齊搞工作坊自資出版小刊物， 是為校園女性主義團體的先聲。
當年胡紅玉提交《平等機會條例草案》，港英政府斬件式接受，社會開始醞釀要通過《性別歧視條例》，關於性騷擾的討論也多了。在這個社會背景之下，性騷擾成為中大女研社的主打項目。「性騷擾其實是很普遍的經驗，從前不明白有些人為何不會當場反抗，後來大家分享後才知道，不同的家庭成長經驗會極為影響我們有沒有信心處理這些問題。所以我們強調不只要reflect 經驗，還要懂得react。」這些校園性別運動的冒起，恰逢新界土地平等繼承權運動及北京舉辦世界婦女大會，除此以外，Kendy 還特別提到建立關係的重要性：「搞運動最緊要夠friend！除了抽象的理念和原則，還需要有人性化的交流，這樣運動才會容易推展。」她謂傳統學生組織對性別議題不夠敏感，當時大家都享受沒有框框制肘的自由，但也因此沒有考慮組織化和承傳的問題。
婦進未來路：被掩蓋的性別問題
談到組織化和承傳的問題，不禁令人憂慮婦女運動的發展。除了長期受困擾的資源緊絀和人手不足，政治改革方面也寸步難行，同時右翼勢力的反挫卻愈見強橫。 Kendy 同意封閉的政治制度令運動難有重大成果，但形勢分析卻較為樂觀，認為九十年代末婦女團體漸見多元和蓬勃，開拓了很多不同面向的工作，而且預言未來的運動發展形態將會愈趨多元化，傾向小型、機動、自由、零散。「Technology 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常說全球化受通訊科技影響，其實社會運動同樣如是。」這隨即令我想起近月的反宗教霸權遊行，彷彿暗暗呼應，正好為這番說話下了註腳。
當然，這不代表婦女運動形勢大好，只是社會環境不同，組織形態和運動方向也會有相應變化。相對於小月的成長經驗，Kendy 坦言成長中未有遇上嚴重的性別壓迫：「現在的女性如果讀書好，家境又不太差，很可能要到出來工作以後，才能真切感受到性別的限制。」Winnie 補充：「香港女性往往被塑造成好大權力，好高地位，諸如『港女』等論述，其實令我們（包括身邊的女性同學）更難看見性別的問題。」現時年輕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都不比男性低，這固然值得高興，但其實社會資源的優越也同時造成了更多盲點，令傳統婦女議題似有被淹沒的危險，掩蓋了不曾解決的性別矛盾。小月舉例：「現時前線社工雖然在比例上女性佔多，但管理層依然是男性為主；在某些政黨、工會、民間團體之中，大佬文化依然很嚴重，女性的聲音始終沒得到應有的重視。」執筆之際，我只想起訪問中小月提及二十年前的爭取社區託兒服務大行動，以及當年婦進對獨留子女在家相關法例的批評。社區託兒服務二十年來幾無明顯改善，政府到今日依然僅僅視託兒為家庭問題而非社會問題，同時大批小康家庭則將性別分工的重責轉嫁到東南亞更弱勢的婦女。現時社會主流似乎不再視託兒服務為攸關生死的問題，會不會只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基層婦女的險惡處境，或因為在這個社會能發聲的總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傳統婦女議題難以突圍，而九十年代中漸受關注的性別議題如身體政治、同志權益、性工作權等等，也非女性獨有的問題。那麼千禧年之後，我們是否已再難以女性共同體的壓迫經驗呼召參與者？這也許不能有簡單的答案，Kendy 強調：「女性經驗各不相同，輕易將女性經驗化約等同會很危險，但放棄了這個角度也會令我們看不到很多問題。」問題一日未解決，運動依然會繼續。二十五年過去了，舊人參與不倦，新人加入不輟。「團體存在的意義，就是不斷提醒自己有使命去做一些事，思考一些事，為改變社會作出貢獻，不會白白浪費人生。在未來的歲月，只要精神和體力許可，我依然會為婦女運動出一分力。」小月壯心不減當年，只要新人接好班，婦女運動何愁沒有另一個二十五年？
明報 2009年3月7日
